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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奇异性弥漫人间
作者:顾城  文章来源:《顾城文选·卷四.生生之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30 7:20:18  文章录入:本站  责任编辑:sky

  (请你谈谈关于西方人和东方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区别?)

  这像个很大的题目,大学也设有专门学科。以我不专业的感受,它们的区别在于,东方讲,西方讲。中国哲学是一元的万物浑然一体的哲学,三千年不变;而西方哲学则强调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现实的冲突,是二元的演进的哲学。
  中国是个过于明白的民族,从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起,他们就意识到了宇宙和他们没有情意上的联系,人不过是宇宙中的偶然现象,无限渺小,知与不知并无异样,结论早就有了,剩下的事只是处理人间的这一小段生活而已,是相互厮杀还是保持平定,有人操心将小人间安稳地保持延续下去,有人则独善其身或依从个性,当然也有人胡作非为,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们从不期待这个世界以外的事情。
  西方有宗教,将人安排在一个故事中间,有大胡子的宙斯、上帝,有比所有妈妈都慈爱的圣母,大家都像好孩子、坏孩子一样地吵架、打杀、相爱,但始终被上天关注着,最后还有末日审判。尽管也有希腊人、现代人立足在这个故事外边,惊奇或者庄重地触摸万物,他们也许也看到了宇宙,但他们那种认真的期望和绝望,却是西方特有的。

  (我们欧洲有现代派文学,那么有人说中国现在也在产生现代派文学。在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突然没有什么上帝了,大家都很痛苦,企图在艺术上找到新的出路。中国有没有像西方这样?毛死了,有一种很大的失落?)

  无论是“上帝死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还是中国伦理学本身腐朽窒息导致的厌倦,都反映在了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上。不同是,外国现代派不管他怎么反对或者嘲笑神学,但他还是有一个神学在,不管说“上帝死了”还是“上帝从不存在”,他始终在说这个事,那种没有上帝之后的难受感摆脱不去;有的人转向东方,想在那一宁静、客观的带有宇宙意识的精神下求得帮助。但是他们的这个缺憾是他们对彼岸的期盼造成的,他们像孩子需要父母一样,需要一个对他们的行为既高高在上又有情有意的真切关注,需要一个对结果的保证,而中国却是此岸即彼岸,那么对于他们的期盼是不是打击更多就难说了。
  当然中国新近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说,产生了对传统意识的冲击,甚至产生出了希望。可是这种希望的产生,不是基于一个像是孩子失去了父母这样的深刻的缺憾感,这样一个痛苦,而是基于一种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气息伦理规范的厌倦;它是出于这个厌倦,好像并不是在寻找什么,而仅仅是一个情不自禁,它要对巨大的沉闷发出呼喊。
  这是我的感觉。它们不太一样。

  (你现在怎样描述当代中国或者当代中国文学的特点?)

  没有比回答对当代的看法更困难的问题了,我想。中国有句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敢说我不是此山中人,那么我对此山能看见多少?不过发生了变化是显然的,这种变化有人认为是一种混乱,有人认为是一个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讲,有些东西实在不是我喜欢和能理解的。
  我喜欢一种宁静的,属于人本身、自然本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喧嚣的,带有人世扩张的、征服性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胜利者,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服从了统治和获取成功的规律。

   (你说诗现在在中国有作用吗?有或者没有?)

   我本来想象诗有一种促进社会心理变革的作用。我觉得一个社会只有政治经济变革,是不会进步的,它会动荡在原点上。不过这基本上是我八三年以前的想法,后来我算是放弃了。
  但是诗可以唤起人们永恒的生命感,想起生命的愿望,生命间微妙而亲爱的联系以及它们共同的来源,想起生命作为花,作为树,作为鸟的过程。如果人们都能想起,许多的人间纷扰和争夺就会消失。
  但是我也知道,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只有愿意知道的人才知道,只有心有灵犀、心有痛苦的人,才会想起,这也是诗歌的现实作用何以极其微小的原因吧。
  人们被现代生活的窗帘挡住了眼睛,已经乐于让窗帘代替窗外的景象了。此时就算是希望来到面前,也会给当成个废物丢掉的。

  (你们开始发诗,1979年,被称为朦胧诗,这些朦胧诗是不是有一个正名作用?孔子说的正名。以前的语言那么政治化,抽象化,应该由诗来打破它?)

  朦胧诗也许确实做了这个事情,就是使语言恢复自然生机,成为心灵的表达。政治化的年代里,语言脱离心灵,从属观念,所有人用这种语言思维、交流,就产生了残忍的事情。
  当人们彼此间丧失了自然人的关系,而全都异化成了观念和观念的关系时,那就如同一件东西跟一件东西一样了。一旦观念判你反动腐朽,那怎么处置你就都不会为过——“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是那时三岁小孩儿都会嚷的语言呵;那就是怎么处理垃圾就可以怎么处理你呵。这时什么心灵呵,愿望呵,感觉呵,还不待出现,就已经给当成应该被扫除掉的坏东西了。

   (你知道一般在中国有多少人看诗歌?)

  我知道在八二八三年吧,每个大学都有诗社,甚至中学也有,工厂里或者城市没有工作的青年,他们也组织诗社。我个人收到的他们打印的诗集就有几百本。记得有个统计说,全国有这样的诗社一千多个,那么读者我想是数以万计的。他们应该是被朦胧诗的争论、西方诗的翻译介绍、对古典诗歌的唤新认识激励起来的,推动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诗歌潮流。他们不仅自印诗集,而且出现了许多他们自称的流派。“星星”诗歌节的时候,选出了十个最受欢迎的诗人,舒婷、北岛、江河、杨炼都当选了,也有我。据说参加投票的人有六千之多。我和舒婷的诗集卖了六万册,我的诗集去年印出来以后也印了第二次,卖了一万八千册吧。

  (在丹麦出诗集很难。最好最有名的诗集也就印三百本。)

  不过丹麦只有五百万人而中国有十亿人。

  (中国很多人是农民,而丹麦一般人都至少上过中学。)

  中国是个古老的诗国家,有两三千年的诗歌历史。近几十年语言越来越概念化,突然新诗出现,为人们带来了新语言,以至新鲜的生命感,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瀑布落差大就反响大。
   
你写诗的时候,专门为了自己写,还是为了读者?

  (我一开始写诗的时候没有读者,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读者。)

  我在荒地上走的时候,曾经有一群鸟落在我周围对我叫,它们飞走以后,我的生命中间像是留下了它们的叫声,好像有一种语言诞生了,这时候无论大地还是河流,小花还是树丛,都在对我说话,我就一首首地写起诗来,像是在回答它们。
  后来进入社会,一个发表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将这些诗拿了出来,那这时候肯定是期望读者的。
   
我也一心一意对着人说过话,对亲爱的人说话。
  我热爱读我诗的人,因为我表达的时候,他们关心了我,很可能还是知音。
  所以为自己写呢?还是为读者呢?我想也不必硬分吧,只要写的时候是诚实的就足够了。

  (你现在是比较有名的人,这是不是使你内心有所改变?在中国有那么多人突然知道你的名字,也有让你做顾问这样的事,会不会影响你?)

  我觉得名声对人什么好处。就算你的内心无动于衷,它也妨碍你认识人。比如说我们在“星星”诗歌节上,很多人要我们签名,挤过来把门窗都挤掉了;一个人的诗歌被社会化以后他在别人眼里也成了种社会人:成功的、高高在上的、有权力的、不可交往的;我很想有好朋友,随随便便可以说话的朋友,而不是这样拿着笔让你签名的慕名者。
  我觉得我最初跑到诗里去,原因也可以说是反感名利崇拜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太阳和一片叶子各有特点,没有高下,它们都是宇宙变幻中的一个现象一个瞬间,都是丰富美丽独一无二的。
  我希望我没有大名声,但有好朋友

  (我们有过垮掉的一代。中国也有红卫兵和更老的一代,还有最老,和最年轻的,你说有没有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和反对?)

  我觉得一个本质的人,他不一定属于哪一代。我们现在读李白或者莎士比亚的诗句,依旧感动。真正的诗是超越年龄、时代的,因为它来自真切的生命,而生命是相通的。如果你的诗只是图释观念,脱离生命的表达,现在写“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你的上代人写“把一切交给党”,那么代和代之间就难免老有反对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毛主席?)

  我想这是个大题目,让我现在谈是困难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个性光彩的人,当然又是巨大地影响了历史的人。

  (中国年轻人他们是怎样看的?)

  这会是人人不同的吧。他是这样一个不凡俗的人,一般人以自己的视点看他,就有些盲人摸象。我有个朋友专门收集毛的画像,每天晚上都看毛。有的人很喜欢他的伟大,有的人欣赏他的个性,更多的人则从给社会造成的得失来评判他的功过。

  (不能说全好全不好是不是?)

  我觉得作为绝对的个人来讲,他确实是伟大奇异的。
  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评判,我觉得跟写诗的关系不大。虽然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

  (你好像喜欢奇异这个词,你觉得诗、诗人是奇异的不是有用的?)

  一棵树它只有自身的生长,它想不断地接近太阳,不断不断地把手伸向天空去抚摸温暖的风。问它的用处,那大概应由守林人或者木匠来回答,由画家或者生物分类学家来回答,由森林保护组织来回答。他们各有各的回答,树也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用处。
  的用处也是这样,有人念着它冲锋,有人念着它投降,而诗本身只有一个自身的完美。
  关于艺术的奇异性,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是唯一的,这使他欣喜也使他恐惧;而死亡由来已久,文化由来已久,爱情由来已久,他又不是唯一的,这使他沮丧又使他并非举目无亲。他在宿命和个人选择之间迟疑不决,终于有一刻他自己成为全部,脱颖而出,个人的奇异性弥漫于人间——他开始了创造,想起了以前所有的生命;这些生命在被想起的刹那成为你的新生。                                                                                                        正是这种个人的奇异性和创造性使艺术焕发青春。   
  同时艺术生命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刹那间的奇异抉择。

  (很多人现在对中国感兴趣,你怎么看?)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想除了对政治、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好奇之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宗教感吧。工业科学的变化使他们失去了人生归宿,上帝没有了怎么办?这就成了他们当代的问题。这时他们略读一点儿中国古典哲学,就会发现中国从来没有上帝,那么中国的个人和社会是以什么方式什么理由存在了数千年之久?恐怕这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让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了吧。

  (你是否认为西方的制度更能解放人才,使艺术发展得更好?)

  我猜想西方的制度也埋没了一种人才,就是独裁者。这对于社会生存当然是好事,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却也是一个损失吧。

                                                                                                                          1987年6月16日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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