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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长沙3月11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朱青）临近比赛尾端，“我是歌手4”（以下简称“歌手4”）3月11日晚播出的第九期竞演中，所有歌手集体放出大招保位，早前排名涉险的张信哲咸鱼翻身夺得单场冠军。相较而言，经过网络渠道层层筛选的金志文并未带来好运，第六名的成绩让他抱憾“一场游”。 歌手集体放大招 张信哲终夺冠 比赛已经临近后半段，为了保位，“歌手4”的歌手集体放出大招。黄致列将拿出在韩版《不朽的名曲》中曾斩获五连冠的单曲《你只在比我高的地方》，李克勤则放弃擅长的粤语歌，演唱《可惜不是你》求突破。其中最为抢眼的莫过于接连登场的李玟与容祖儿。大病初愈的李玟一曲《stay with me》将福音音乐与舞曲结合，甩掉高跟鞋后的两段海豚音换来全场起立。容祖儿则在比赛中首次秀出舞步，得到原唱郑秀文力挺后载歌载舞唱响《煞科》，其中电子迷幻风的植入成为全场的亮点。 所有歌手全部放出大招，一直以儒雅温情著称的张信哲打破常规，选择朴树的《平凡之路》，配合着大鼓、风笛、超重量合唱团一起唱了一次摇滚范。早前曾与王晰一同成为排名危险区，比起对方抱憾出局，张信哲则呈现出越战越勇的老将姿态，此次一举摘得单场冠军。 徐佳莹首次遭垫底 金志文踢馆出局 因为清新小可爱的形象曾经在“歌手4”的舞台中如同一阵春风，面对当下李玟与容祖儿两位女歌手纷纷放大招，徐佳莹也开始求突破。在第九期比赛中，徐佳莹选择张惠妹的《相爱后动物感伤》出征，歌声、表情都极力做出酷帅的一面，不过这个表现并未得到大众评委认可，她首次垫底。从开赛来拥有好人缘，徐佳莹的成绩让李玟、张信哲、李克勤等都为之紧张。 比起以往歌手被节目组选定后前来补位或者踢馆，在网络渠道战胜73位歌手后才获得登台资格的金志文，亮相“歌手4”一直被定义为最心酸。经过大量改编的一曲《往事只能回味》让所有歌手都为其点赞，然而好运并未眷顾这位辛劳的歌手，第六名的成绩让他踢馆失败。陆步轩者，西安长安人氏，生于乙巳年某月。 轩幼贫好学，强闻博识，卓越超群，颇受师睐，曰“他年当名冠华夏”。 甲子年夏，轩金榜题名，赴北大游学专攻国文。学业既成乃入长安柴油机厂供职。无奈风云变幻河东河西，企业倒闭破产。轩步陶朱公后尘，转战商海，多职练摊，豪无建树，以糟糠度日。妻叹曰：“尔堂堂贡生，何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轩曰“他日当富，君不闻朱买臣五十而贵、姜子牙八十而相乎？” 受挫无奈，轩乃开店卖肉。久受国学熏陶，轩诚实忠厚，童叟无欺。肉店名声大噪，门庭若市，邑人趋之。壬午年邸报以《北大贡生长安卖肉》叙轩境况，国人哗然并叹息：“贡生卖肉，千里马卧槽，伯乐难常有！” 事播天下，九州咸知。碍于舆论，翌年有司擢轩入职太史馆为吏。乙酉年轩作书自传《屠夫看世界》，一时洛阳纸贵。戊子年轩偶识校友陈生。生卖肉积财万贯，富比邓通。生邀轩共事，两屠夫英雄相惜一拍即合。轩南下穗城，办屠夫庠序。 庚寅年轩腿疾受伤，静心撰写屠夫心得。翌年，轩登庠序三尺讲台，主讲猪肉营销，学子争睹。母校闻之，屡邀轩回校以身说法，轩婉拒。癸巳年秋，受祭酒力邀，轩回校演讲，听者云集，万人空巷。轩朗声而言：“吾一介屠夫，徒辱母校之名，学弟学妹以我为戒”。祭酒许智宏挺轩而曰：“北大贡生可为将相亦可为贩夫，可为学者亦可为走卒。职业有分工，岂有无贵贱乎？勿过自谦，尔乃吾校得意门生”。 轩静心反思，颇以为然，信心倍增。同年轩与生计谋重回京城。十月“壹号土猪”开店迎客，京畿邑人趋之若鹜，肉店摩肩接踵。旋即生、轩又开十二家门店。迄今生、轩已在京沪穗开店七百余家，销售额数以亿计。世人无再嘲矣。 轩贫乃时势所造，然其贫不矢真，贫不骛远，甘当屠夫，立足小事而成大事，诚可贵也；轩富逢风云际会，然富不跋扈，富不忘义，著书立传，以身说法，授肉秘笈，砥砺后生，诚难得也。轩之人生，起伏跌宕，既富戏剧，又富哲理，可为天下落魄者戒—贫时勿怨天尤人，立足当下砥砺拼搏终有云开之日；亦可为富贵者鉴——富时勿得意忘形。保持本我，方得始终，方受景仰。 时下就业日难，然大众创业潮流滚滚，莘莘学子岂可“高不成低不就”，惶惶终日于游戏乎，靡靡终日虚度光阴乎？轩之人生，可为就业创业之镜也！ 文/桂全宝今天突然接到爱人电话，告诉我她的男神换了，不再是宋仲基，现在是柯洁。 原来李世石在棋盘上被阿法狗暴揍失态，人类在人工智能的高智商面前倒吸口气时，柯洁在微博上的“兴风作浪”，引起了曾经只爱大叔暖男的女性的关注（男的自然也不少）。 围棋世界冠军的影响力难进千家万户，网红尤其是棋艺精湛的网红，却能圈粉无数。 “就算阿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但它赢不了我”。就算阿法狗把手攥14个世界冠军的李世石逼到“一胜难求”，柯洁还是对阿法狗一脸鄙视，自称对阿法狗的胜算超过六成。 不仅是对人工智能，对李世石这个曾经的围棋王者，柯洁也是充满鄙视，刚刚在微博上宣称自己暂时是“世界围棋第一人”，对李世石单盘“8：2”碾压。在李世石连输两盘时，柯洁更是直说“恶心”“对李世石绝望。”对活着的围棋传奇，似乎“殊无敬意”。 如果柯洁能保持现在的竞技势头，世界第一人的名头当无可争议。但冲着他屡屡“年少轻狂”的言语，只怕毁誉将终身相随。但笔者看来，柯洁的“年少轻狂”没什么不妥，不仅无伤大雅，而且是世界围棋之大幸。 柯洁之“狂”不同富二代官二代“无来由的狂”。出身草根从偏远丽水到北京学棋，曾经棋艺渣到屡败屡战，一年上千局的网棋，与韩国日本顶尖棋手对局前“口出狂言”，让自己退无可退，在旁人围观等着看笑话时，屡屡涉险过关兑现狂言。没实力靠父母的狂，是轻狂，实力强靠自己的狂，是涓狂。 柯杰之“狂”东方人难以接受，在西方人眼里却“狂的有理”。西方媒体就对谷歌选择日薄西山的李世石对局，而不是对战“现在的第一”不能理解，认为有“回避锋芒之嫌”，因为“李世石如费德勒，柯洁似小德更适合出战”。《华尔街日报》更是直言“为何不找中国围棋新秀柯洁出战”，因为以过往战绩而言，“对李世石而言，柯洁是不可战胜的”。 别再纠葛柯洁的年少轻狂，在笔者看来，贬阿法狗李世石，柯洁无非想推广围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让围棋走出小众，让中国围棋代表世界围棋。明知李世石已经离巅峰时期相距甚远，谷歌还是找上世界冠军数更多的小李，而忽视如日中天的柯洁，一方面谷歌在耍滑头之前对阿法狗信心不足，另一方面说明韩国围棋在世人眼里“还是代表世界围棋”，经过多年苦拼已经实力最强的中国围棋，自己太过低调谦和倒也罢了，领头羊柯洁站出来说“李世石不能代表人类”，完全可以理解。 曾经聂卫平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一夫当关，给围棋赋以爱国之义，因聂卫平的英雄行为热血沸腾的那一代人成功后，因为情怀创立了一个个世界围棋大赛，才有今日围棋在中国的开花结果。“聂卫平热”培养起来的棋迷总会老的，中国围棋的群众基础将会削弱。还好有这个已然是世界第一、又有互联网思维的柯洁横空出世，“中国人代表人类智慧出战机器人”想起来就让人兴奋，而且名正言顺，因为谦虚我们不愿接盘，对自己更自信有爱国心的柯洁要为国争光捍卫人类尊严，这样的狂也是狂的有道理狂的有情怀。 贬阿法狗李世石？以中国人之名，以围棋之名，柯洁的狂可以理解和接受。柯洁和阿法狗一战在所难免。围棋代表人类智慧，中国人VS人工智能，想起来多美的画面？ 文/程振伟路见“家暴”，你会拔刀相助吗？很多人或许会答“当然会”，可鲁迅说过：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够将空言打得粉碎。很多时候，我们的正义感就是发乎心止于言的瞬时性意绪躁动，经常还没跟假丑恶“短兵相接”就先行撤退。 腾讯新闻近日就做了个家暴社会实验，一男一女扮演夫妻，在餐厅来了个现实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男方对女方又是拽又是骂又摔东西又说狠话，控制欲与暴力倾向尽显。可现场或是无人站出来制止，或是有些人看不过眼上前阻止了，也是基于“大老爷们打媳妇，不可取”“在家里闹是你私事，但这是公共场合”之类态度，还有些无动于衷者则觉得，“有些家里矛盾外人未必管得过来”“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 这边是家暴进行时，是一点就着的狂暴与抽搐、嚎哭和哀求的情绪高反差呈现，那边是N多人装作没看见的淡定。这番景象，让人失望和叹息：“家暴”事发餐厅中那些旁观者的见家暴不管，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浮现在小悦悦事件、起哄跳楼乱象中看客式冷漠的世相延续。 3月1日正式生效的我国首部反家暴法里，就规定对家暴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有权劝阻、制止，或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明确了学校、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等疑遭家暴时的强制报告责任。尽管路人不在强制报告责任主体之列，可其已写明，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而即便不管未必违法，每个人也都有道德义务去管家暴这种“闲事”，而不是置身事外。 兴许有人说：抨击旁观者“见家暴不管”，是对他们的道德绑架。法规并未规定路人的制止举报责任，说的是“有权”而非“有义务”；何况很多人不是不想管，而是在当时情境下或是囿于“家事化”认知，不方便插嘴或插手。给他们贴上“冷漠”标签，是圣母婊，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苛责。在“反道德绑架”的共识内聚力增强的当下，这确实易招骂，没准就落得个“你这是装叉，你知道吗”的回击。 但要求路人甲们见家暴得管，果真就是道德裹挟？不然。从事实派立场看，无论是着眼于反家暴亟需的“社会共治结构”，还是从干预成本、公民道德自觉等角度考虑，要求路人及时介入或举报家暴行为，都谈不上“过分要求”。说那些不管者“冷漠”，充其量是道德评价而非绑架。 都知道，许多家暴行为性质恶劣，甚至已构成犯罪，但其常有着极强隐蔽性，有些受害者基于“家丑不外扬”思维或其他顾虑不敢吭声。在此语境中，反家暴必须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里面，知情人及时报告乃至协助调查取证尤为重要。特别是某些肆无忌惮的家暴行为呈现出“外向”特征时，作为目击者的路人从道义上有跟不法行为作斗争的义务。 尽管说，为避免责任扩大化带来的“责众”难题，反家暴法并未明确公民不制止、举报家暴的法律责任。可法律是兜底的，法律之上还有道德。而正如西塞罗说的：对于道德的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见家暴不管，对得起所谓的“良心”吗？ 要知道，家暴这种事，往往就遵循“坏人的猖獗，是因为好人的沉默”的规律。套用政治上“共犯结构”的理论——当有不义、不平、不仁之事发生时，视而不见或默许纵容也是共同犯科，看到家暴不管无疑也属于“共同作恶”。或许你会说：我只是没劝阻而已，又不是直接参与家暴，我算什么共犯。但哪个水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水灾呢？ 何况大多数时候，去制止家暴行为没那么高的现实风险，即便有，拍图存证或偷偷报警也没多大难度。但To be or not to be，却决定了行善和间接作恶的朝向，有时还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本质上，为见家暴不管者开脱，内置的价值基点就是，家暴是家事，是普通的家庭纠纷，而干涉人家“家庭主权”才是道德绑架；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怕事观念，又赋予“不愿干涉人家私事”以更多的人情考量意味。正是这些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隐私说”和法不入门思维，阻碍了国法管“家事”的法治理念渗入，也让很多人走不出“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窠臼。 也源于此，才会有人抱着“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的流行谬误逻辑不放，为冷漠旁观洗白。还有些人认为“打”才是家暴，精神钳制、冷暴力等就不是；在公共场合施暴才是家暴，在家中“闹”就是小事。这其实也是种跟现代观念脱节的蒙昧。 “见家暴得管”，不是什么道德绑架，见家暴不管才是“绑架”自己的良知。梁启超曾写过《呵旁观者文》，称“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而在家暴面前做旁观者，挨批，也是其道义责任失守下的必然代偿。 文/佘宗明北京时间10中午12时，围棋“人机大战”第二番将准时开棋。9日初战失利后，原本看好李世石5-0的人甚至开始“倒戈”，人工智能的强大为人所赞叹。10日，李世石能否扳回一城，为人类智慧捍卫“尊严”？（3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最新消息是，李世石在围棋“人机大战”第二番中再度负于智能机器人，剩下的三番棋只有全赢才能挽回败局。 李世石何许人也？爱好围棋的人都很明白。1983年出生的李世石，20岁便获得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冠军直升九段。2006年至2008年，李世石连续获得韩国最优秀棋手大奖，自此便以“老将”的身份驰骋棋坛。谁都不会怀疑，李世石是过去10年世界围棋界最杰出的棋手。如今，一代棋王输给谷歌DeepMind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软件AlphaGo，这不仅是围棋界的大事件，也是科技界的大事件，难怪舆论会如此关注。 此番“人机大战”开始之前，作为韩国围棋新一代领军人物，李世石被绝大多数人所看好——毕竟AlphaGo不过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的眼里，AlphaGo更是被调侃成“什么玩意儿”。 或许，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吧。当李世石输给AlphaGo之后，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著名棋手曹大元都表现得非常惊讶。不少曾经“看好”李世石的人也纷纷转为“看衰”，此前还放言“什么玩意儿”的柯洁也马上改口：“李世石想赢下后面4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暂且搁置李世石与机器人的对决输赢不谈。李世石赢了AlphaGo也没什么重大意义，输给智能机器人也不是什么坏事，更与捍卫人类智慧的“尊严”扯不上一毛关系。 其一，AlphaGo再怎么聪明胜算，终究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因此，李世石即便输给了AlphaGo，并不能说明机器人AlphaGo的聪明强大，恰恰说明了人类智慧的强大。机器人AlphaGo所走得每一步程序，都是计算机工程师精心研究了世界围棋高手的对弈，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因此说，某种程度上，李世石何尝不是输给了自己？ 其二，科技的进步，从来都是人类的自觉主导下进行的，这是人类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的荣耀。如果因为李世石输给机器人AlphaGo，人类就失去“尊严”，那么，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岂不变成了人类“自取其辱”的历史？以交通运输工具为例，即便是当今时代人类已经在100米田径项目上跑进了10秒以内，但是，在自行车、模特车、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人类发明的交通运输工具面前，有哪一位“飞人”敢与交通运输工具“争风吃醋”？ 围棋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日本、韩国一度后来居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艺术”。目前，围棋博弈基本上处于中日韩“三国时代”。随着谷歌公司发明的智能机器人AlphaGo的横空出世，世界围棋“三国鼎立”的时代，或许将演变成机器人“一枝独秀”。 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加剧，说到底就是科技、人才的竞争。作为围棋历史久远的国度，我们无疑具有先天优势。如今，优势不保，胜势不存，甚至给一台智能机器人给玩了，的确有些丢脸面。随着“人机大战”的上演，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围棋、研究围棋，甚至将围棋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对于老祖宗留给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有传承的义务，更有发扬光大责任。眼睁睁看智能机器人AlphaGo“张牙舞爪”总不是个办法，该“捉急”的也不能只是中国棋院。 文/张卫斌“本公司招聘销售主管一名，月薪7K起步，可享受年底分红。仅限自考生。”这两天，地处虎泉的一家教育公司的招聘启事吸引了不少人注意。如今各大公司纷纷提高学历门槛，这家公司为何偏爱自考生？“因为自考生能吃苦，务实，性价比高。”公司的老板吴家浩9日对武汉晚报记者解释。（3月10日《武汉晚报》） 这则招聘启事问世后，吴家浩招致了一些网友的批评：这是就业歧视，吴老板不能因为自己受过“不招自考生”的歧视，就反过来“只招自考生”。批评者还指出，无论自考生还是统招生，吴家浩应当一视同仁。但对于批评者的看法，笔者不能认同。 首先，作为一名私企老板，吴家浩拥有完全的用工自主权，选择什么样的人才，这是吴家浩本人的权利。 其次，单位招聘，为了节约招聘方与应聘方的成本，企业都会列出具体的招聘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都是与岗位匹配的；就算条件再苛刻，也与歧视无关。比如说，一些专业研究所招聘人才时，往往要求应聘者具有博士学位。对于这些招聘要求，难道我们能够指责招聘方歧视“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吗？当然不能。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应聘者胜任不了相应的工作。 最后，企业挑选人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对企业来说，员工学历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越合适越好。既然“自考生能吃苦，务实，性价比高”，受到吴家浩的青睐也不例外。 其实，之所以只招自考生，吴家浩自己说得明白，“不是学历歧视，只是想给自考生多点就业机会，他们比本科生求职难得多”。正因为此，该公司从老板到员工近50人，清一色的自考生，就连员工们在网上建的公司群名也叫“自考一家亲”。 诚然，就业歧视在就业市场上确实存在，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对男生青睐有加，却对女生百般挑剔。但我们不能因为就业歧视的存在，就给自己看不顺眼的招聘条件扣上“歧视”的大帽子。 只招自考生所体现的，是吴家浩的选才标准，这一标准与歧视无关。 文/孙曙峦不诚信或严重违反行规的保姆将被禁用。记者昨天从沪联百家家政联盟信息平台获悉，该信息平台已经启用“保姆黑名单”，3名保姆因为违反平台制定的相关规定而被列入“黑名单”。据平台发起人夏君介绍，列入“黑名单”意味着今后信息平台的成员单位将禁止雇佣这些保姆。据悉，这是本市家政市场首次启用“保姆黑名单”。(3月11日《新闻晨报》） 近年来，保姆“身价倍增”，要找个好保姆，每月不出个三千至五千元薪水，没保姆侍候你；而好的“月嫂”，恐怕月薪过万。而保姆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如，每周要有专门休息日或休息时间；要有单独的卧室或休息间；一些家务劳动须有专门的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等。 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保姆“被惯坏了”“越来越娇气，毛病越来越多”，早已不是早些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保姆形象了。此外，有些保姆也不太珍爱自身形象，发生一些不诚信等被公众诟病的行为时，媒体也时常曝光。因此，启用“保姆黑名单”不无必要，起码可以清理保姆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规范保姆的服务质量及其行为，维护雇主的合法权益，等等。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设立启用“保姆黑名单”，是件严肃的事情，须于法有据，旨在维护保障雇主与保姆双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双向性，而不是旨在维护家政企业或雇主一方的权益，更不能为了家政企业的不公平利益取向更牺牲保姆的正当合法利益。从报道的情况看，列入“保姆黑名单”的具体标准，有的是值得商榷的。难怪有的网友说是鸡毛蒜皮、小题大做等。 须知，若“保姆黑名单”设立得不合理、不科学，不仅会伤害保姆的正当合法利益，还会扰乱保姆市场，造成保姆的大量流失，甚至“保姆荒”，这绝非危言耸听，这是因为：如今，人力成本上升，保姆也与其他行业一样，正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这是个大趋势，与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急剧消失等有关。何况，随着二孩家庭的到来，优质保姆资源只能日趋紧张，等等。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确实不应当以不变应万变，还用老眼光审视保姆的标准，对如今保姆的一些问题，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当有包容之心。推出“保姆黑名单”确实应当慎重，即使要设立启用“保姆黑名单”，也须通过立法等法治部门，征求公众和保姆们的多方意见，而不是家政企业或雇主说了算、想设立就设立，想怎样就怎样。 文/于文军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纪委机关报刊发《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一文，提出鼓励干部“啃硬骨头”，如果为此出现失误或差错，引起“心怀叵测”人的诬陷，组织上要坚定保护，不让“领头羊”成“替罪羊”。 这样的导向与信号，自然会让能担当、想干事的干部激情澎湃。只是，澎湃之余仍心有焦虑，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如今的官场，几乎完全处于一个没有佳话的舆论环境里。 为改革者撑腰，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提拔使用，让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人有位置。但是，官员的提拔，往往又是官场无佳话的开始。 一直以来，在公众看来，官员提拔极易滋生腐败，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的提拔使用更容易让人们对其背景产生想象。先不要说破格提拔，即使符合条件与程序的正常晋升，只要与公众认识中的常规有稍微的出入，习惯性的想象与质疑就会席卷而来。这不，最近，舆论又将去年底刚提拔的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彭映梅推到了漩涡之上。 彭映梅惹来争议，触发点是其升迁路径：跳过了县委书记，县长直升副厅级。只是随着挖掘的深入，公众对其8年科员升正处的“火箭式”升迁速度也产生了质疑。笔者查询了江西关于选调生的政策文件，其中，2000年出台的《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明确：“选调生在基层工作锻炼满两年后，根据本人条件和工作需要，择优选拔任用。对适合从事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应及时把他们提拔进乡(镇)、街道领导班子。”2003年出台的《江西选调生基层培养锻炼工作暂行规定》则明确：“为了使选调生早压担子、早成才，要切实做好选调生职位的安排工作，本科生一般定为副主任科员并担任乡（镇）长、街办主任助理。”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作为选调生的彭映梅，起点的确比一般公务员要高，成长平台也确比普通公务员要大。 此外，从江西方面的报道来看，彭映梅主打“生态经济牌”，她不仅率县旅游部门及主要景区负责人到武汉“吆喝”卖生态，而且还提出“实行全民营销和网络营销，发挥‘资溪面包’遍布全国的人脉优势，大力宣传‘纯净资溪’旅游品牌”的营销思路。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善于用创新思维去推进工作和解决问题的领导干部，符合“勇于改革者”的形象，随着2014年新修订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出台，干部选拔任用“唯GDP”“唯年龄”等导向被破除，彭映梅所主打“生态经济牌”也更加符合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导向，加之在江西“提拔任用一批”的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政策环境下，从县长岗位提拔到副厅级领导干部岗位上来也就不足为奇。 一言以蔽之，彭映梅的升迁，具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是因为赶上了政策机遇，必然则是因为其所持的发展理念及实干精神与当下干部选拔任用导向相契合。 只不过，一直以来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开透明程度不够，让一个个彭映梅们置身于舆论的漩涡。那些“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政策原本可以成为官场的佳话，但是由于党委组织部门一直将干部提拔敏感化，选拔任用过程一直不愿“向外人道也”。殊不知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那些通过“不拘一格”成长起来的干部所经受的监督、质疑与考验会无孔不入。当质疑来临的时候再回应舆论，任何合理的理由都会显得非常苍白。 在笔者看来，“为勇于改革者撑腰”，不仅要健全完善“容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者“兜住底”，健全完善“考评机制”，让敢于担当者“吃得香”，也要健全完善“保护机制”，让敢于担当者“无牵挂”，而这种保护机制，首要就在于党委组织部门要有年轻干部选拔任用主动脱敏的意识，在把好标准关、程序关、廉政关、监督关等的基础上，用全方位的信息公开来消除公众可能的质疑，在提拔前，要把他们的工作业绩、一贯表现、群众口碑等展示给公众，真正为那些勇于改革的年轻干部们从始至终撑好腰，不要在选拔任用上就将其置于舆论的纷纷扰扰中，让其继续改革创新的勇气与干劲受挫。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重塑“不拘一格降人才”与“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的官场佳话。 文/段春荣3月1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有记者请陈吉宁评价这一年来的治霾成果，以及“铁腕治霾”是否找到了有效办法。陈吉宁先回答说“今天天很好，以为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不会是和大气有关的问题”，随后介绍，去年年底三次大范围、长时间的重污染天气，今年1、2月份，一直到3月份又出现了很多蓝天，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也表示确实有人问，“到底是人厉害还是风厉害？”（3月11日《新京报》微博） 就我个人而言，观察生活所在的常州市，感觉2015年之雾霾状况，比2014年明显好多了。陈吉宁说中国去年空气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全年PM2.5浓度，都发生了积极变化；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1%；美国NASA卫星也观测到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颗粒物的降低。这一番话，我完全相信。 但是讨论治理雾霾时，有人发问“到底是人厉害还是风厉害？”似乎是个伪问题。只有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进行有目的的活动，可以努力治理雾霾。风的活动，没有目的性，客观上也没有事实依据和科学道理，它怎么能够治霾呢？风，只能把雾霾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但是雾霾还是存在于地球表面。对于老百姓，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来讲，希望风起霾走，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政府官员，参与讨论治理雾霾时，要回避“到底是人厉害还是风厉害？”这个陷阱。因为政府官员的着眼点，应当是全局。 当然，地方政府关注本地区域的局部利益，也是正常的。地方政府首先对本地利益负责，无可非议。但是治理雾霾工作，情况大不同。城市风洞，可以让风把雾霾吹到别处去，但是别处的雾霾也可以吹到你这里来。想办法让雾霾转移到别处去，只是以邻为壑的策略。不难明白的道理是，大家都以邻为壑，其结果必是零和游戏，或囚徒困境，谁也占不到便宜，受害的最终还是自己。也因为这个道理，治理雾霾，局部努力效果难收，必须全国、全球共同努力。国家环保部门，无疑是治理雾霾的最关键部门，他人无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治理雾霾会影响GDP，或“抓环保影响GDP”。这个显而易见不值一驳的谬误，应当全民共讨之。青山绿水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才是幸福的GDP；污染雾霾中的GDP，是痛苦的、带血带泪的GDP，是老百姓不喜欢的GDP。政府官员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尊重老百姓的愿景诉求，应当追求让老百姓感受幸福的GDP。不接受这个道理，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也就不该呆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至今还没完全弄清楚雾霾生成的原因。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治霾措施不力，或治霾工作失职的借口。其实，有关雾霾的成分分析、雾霾来源研究等方面的调查或报告已经汗牛充栋。有些著名公共人物的雾霾报告，显然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不管怎么说，烟囱里喷出来的巨量浓烟就在那里；冬天取暖期开始雾霾便加重的相关现象就在那里；深夜送货柴油车带来雾霾监测数据上升的现象就在那里；不良企业偷偷排污的曝光新闻就在那里。不管怎么样，先把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提高燃油质量标准、禁止不合格燃油机动车、禁止燃烧非清洗煤等问题一一解决再说，没必要弄清楚各个雾霾生成源影响的精准比例。 总之，治理雾霾，不论是“到底是人厉害还是风厉害”“抓环保影响GDP”，还是雾霾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政府，都应该为治霾不遗余力。 文/柏文学“治疗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医药费却那么高，门诊的医药单子也不给全部报销。我多次上门找院方都没结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家住东河区的市民国某日前向记者如此反映。（3月11日《包头晚报》） 据国某介绍，他在某专科医院就诊，住院不到一周花费两万余元，且病情没有大的改观。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就医，医生给他开了三种药（包括一种进口药），直到病愈，才花费了3000多元。当国某找到院长理论时，院长回应称，因为他们是民营医院，有自主定价权，每日清单都会上报到相关主管部门。 按照这位院长的逻辑，民营医院有自主定价权，自主定价权就是医院乱收费的理由。试问：这样的理由谁相信？这样的逻辑谁能接受？政府给你自主权，就是让你乱收费？自主定价，就可以违反价格法和药品法，随便定价，胡乱收费，坑害患者？ 诚然，民营医院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国家在管理上松一些，宽一些。因为绝大部分民营医院属于营利性医院，国家基本没有投入，医疗成本较高，所以才给了民营医院医疗收费自主定价权。但民营医院自主定价的前提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医疗基本职业道德，在国家规定的医疗价格浮动范围内自由定价。而且，医院，不管是民营的或公立的，不管是营利性的或非营利性的，都必须共同坚持公益取向，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根本宗旨。如果没有了公益性，医院也就不成其为医院。 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职责，也是医生的基本医德。医生在为病人治病时，是不能只考虑钱的，更不能见钱眼开，有钱就收治，没钱就见死不救，这不符合一个医生的职业行为，不符合医院的服务宗旨。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必须加强经济管理和成本核算，追求经济效益，依法向病人收取必要的、必须的费用。同时，医院的经济效益只有在良好的社会效益前提下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只有建立在良好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才能持久获得。所谓医院的社会效益，就是要求医院履行其公益责任、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始终坚守医学人道主义，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病人提供真诚、优质、高效服务，努力改善医患关系，赢得患者信任信赖。 总之，民营医院不能以自主定价权为由，把病人当摇钱树，巧立名目，乱收费，乱定价，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 文/刘运喜为进一步对接市场需求，近期铁路部门在听取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旅客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开展“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年”活动。据悉，铁路部门将全面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拟于2016年5月中旬实施，大量增开中小城市间、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始发终到的普速列车；京沪、京广等高铁将增开傍晚后时段夜班动车100余对。铁路部门还将改善餐饮服务及商品供应、服务设施、服务态度，维护良好站车秩序，整治站车卫生环境。（综合澎湃新闻网、人民网3月11日报道） 近年来，随着高铁、客运专线线网的完善，铁路总公司及各地铁路局大量新开、增开高铁、动车、城际列车，增加了运力投放，便捷了旅客出行。这也对民航、高速公路等其他交通出行方式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飞机票、汽车票总体呈现降价趋势，减少了部分旅客的出行成本。 尽管如此，与普速铁路大体并行的高铁、客运专线开通后，普速铁路的车次明显减少，这在国内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停开、少开普速铁路车次，显然是为了吸引客流乘坐高铁。但由于高铁车站通常建在城市远郊，而原有的普速铁路火车站建在城市市区，这就使得原先可以便捷通过两地市区火车站乘坐普速列车往来的民众，而今不得不绕行很远距离去乘坐高铁。虽然高铁运行时间远少于同样里程、发到城市的普速列车，然而加上往来发到城市高铁的绕行时间，中短途旅客在付出更高票价成本后，相反会感觉不便。 同样的道理，包括部分已经开通高铁、客运专线的地方，各地保留或新开普速列车中短途城际列车、在人口较多的乡镇停靠以方便乡镇居民往来的“慢车”，也有其必要性。这些列车的服务对象是对运输价格而非运输时间敏感的居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山区，普速铁路是除了高速公路之外最为便捷的客货运输方式。在这些区域保留或新开中短途城际列车、“支农”“慢车”，不仅能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而且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也将因为稳定的客流而获得较为可观的利润回报。而这本身也提高了铁路企业服务普速线路的列车资源的利用率。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接受多家媒体联合采访，回应了多个热点问题。盛光祖代表的回应，以及铁路总公司其他一些高层人员的答记者问，都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积极讨论，高铁运力亟待提高、高铁是否具备提速可能、动车组列车低价盒饭供给不足等问题的热度很高。而高铁时代普速列车停开带来的不便，则是此前一直有着很高呼声的社会痛点。 铁路企业在短短几天后推出开展“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年”活动，明确提出要大量加开普速列车、增开夜间动车并积极改善服务等举措。这些举措基本上正面回应了广大旅客及社会公众的关切，将社会呼声中的合理部分转化落实，核心落脚于增加运力供给、全面改善服务，值得赞赏。 在对铁路企业通过大量加开普速列车、增开夜间动车来增加铁路运力供给给予赞赏的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此前许多普速列车的上座率之所以长期走低，无法跟高速公路等出行方式展开有效竞争，跟列车行驶区间、到发时间等设定的不合理有关，此外跟过去以来国内各地的普速铁路火车站管理方式陈旧有关——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近年来新建投放的高铁火车站，运营管理方式更接近于机场，旅客体验质量因而得以提高。 笔者以为，铁路企业大量新开普速列车，需要竭尽所能来改善旅客的站车体验质量，普速铁路火车站都应当对标高水准运营的机场、高铁车站，让旅客购票、候车、乘车更为便利。而铁路企业还应当同步会商相关地方的地方政府，增开火车站至城区的公交线路，加强火车站站前广场治安管理、出租车候车区管理。 文/郑渝川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慈善法草案明确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将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捐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此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还可能面临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3月10日新华网） 在互联网背景下，由个人名义发起募捐并获得救助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很多“反转剧”和意想不到的例子，让人们的善心打折。而慈善法草案对个人名义的募捐喊出“禁止”令，从规范个人募捐的初衷上看就有点矫枉过正嫌疑。因为，个人募捐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明显积极因素，如果只是因为出现难以想象的后果就禁止，明显有阻塞民间救助渠道的危险。笔者以为，规范个人募捐重要的事情在于公开和透明，而非“一刀切”禁止。否则，慈善法的制定就会违背慈善的初衷，即慈善需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收集社会的爱心。 从《宪法》的高度上看，个人遭遇困难有获得国家和社会救助的权利。《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募捐是公民获得社会物质帮助的一个渠道。而慈善法草案中将募捐资格的主体限定为慈善组织，显然有点过于狭隘和局限。试想，如果个人有困难需要社会救助，只能够通过慈善组织募捐的话，一方面增加了募捐的成本，延长了救助的时间长度，更有可能在病情恶化前难以获得救治；另一方面慈善组织本身的透明运作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个人募捐进行禁止，显然是需要谨慎进行的。 笔者以为，对个人募捐行为的规范，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和透明化的模式进行完善。在公开募集之前，对个人的真实情况进行核实并公开，这是基本准入门槛；在募集过程中，对所有募集资金进行公示，确保捐款人的基本权利获得尊重，同时营造阳光募集的状态；而在募集结束之后，对资金的使用也需要公示，尤其是在募捐人或者受助人死亡之后，善款应该如何使用进行规范，并让其用在慈善事业上。这或许才是我们规范个人募捐行为的根本目的所在。而这样的规范是在允许个人募捐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扇门的打开往往有真实和虚假内容的进入，我们要做的就是安装纱窗和过滤网，而不是直接将大门关闭。在慈善事业发展历程中，个人募捐就是这样的一扇门。如果我们将其关闭，不仅违背了互联网开放的精神和原则，更可能让更多的陷入困境中的人更加困难的境地。有鉴于此，敞开慈善大门，多多益善的个人募捐允许存在是前提，而对其进行规范才是治理之道。 文/王传言我们跑了7次民政部门，补领不到一张结婚证！”昨日，市民解惠荣致电本报称，自己和老伴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两人40多年前在甘肃兰州结婚。2004年，结婚证意外遗失了。去年年底，为了办理房产过户，需要补领结婚证。但因单位开具的婚姻关系证明上缺少“结婚日期”一项，补领手续卡了壳。（3月11日中国新闻网） 中国式办证，究竟有多难？网民用“跑断腿、磨破嘴、交了钱、受了罪”的诙谐调侃，道出了办事群众内心的无奈、委屈甚至是痛恨。而今，两位七旬老夫妇为补办一张结婚证，连跑了7次民政部门的遭遇，再次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引发热议如潮。 细看事件经过，两位七旬老人本是想补领结婚证，避免今后财产交割时麻烦，结果却在补领结婚证时，越办越麻烦。不论是白云区民政局要求去兰州补办的推托，还是要其三开单位证明的折腾，着实让公众看着都累，更何况对方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而在一系列的折腾背后，着实难逃不作为、慢作为的硬殇，拉响了严防“四风”反弹的警报。 纵观事件的最新进展，不论工作人员想尽办法通过当事人所在社区居委会的计生系统中查询到“结婚日期”，破解了核心问题；还是考虑到当事人年龄及身体状况，安排车辆接送开通绿色通道的“贴心举措”，都为此事画上了满意的句号。然而，看似圆满解决的背后，是当地部门后知后觉的顿然醒悟？还是“媒体曝光”成为解决办证难的“最强助攻”？ 毫无疑问，媒体介入才是促成此事快速解决的最强“催化剂”。然而，“媒体曝光”成为办证“良方”，却不只是个“黑色幽默”，不能一笑而过，值得每位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对照检查、自查自纠，引以为戒。 而要根治不作为、慢作为的作风硬殇，尚需“对症下药”。首先，加大干部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服务理念是前提；其次树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干部考核体系是重点；再次，坚持便民、利民的宗旨，优化办事程序、简化办事流程，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用“辛苦指数”提升群众“信任指数”是关键。最后，高扬处罚的利剑，以零容忍的态度、零死角的力度、零界限的深度，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才能让党员干部坚定信念、摒弃官念，抛弃杂念，抛开架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文/王鸣镝同属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的行为，我国刑法对票贩子的惩处十分严厉，但对于号贩子，刑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号贩子违法成本相当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对号贩子入刑，维护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3月11日《现代金报》） 正如报道中所表述的那样，号贩子与票贩子一样可憎可恨，他们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大肆敛财，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让患者生理与心理遭受双重伤害，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因如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提出了动议，建议对号贩子入刑，可以想见，这个建议绝对有民意基础，代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而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据我所知，被号贩子坑害的患者不在少数，排不上队，挂不到专家号，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患者太多，专家门诊必须限号，另一方面专家号被某些利益集团瓜分，其中就有医生甚至专家参与其中，谁想得到一张小小的门诊号，就得以高价购买，否则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一旦黄花菜凉了，恐怕患者的生命早已不保。 在票贩子入刑的今天，对号贩子的打击力度明显不够，仅仅靠口头警告，最多只是象征性地罚款，这样的违法成本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可是，就有医生提出了不同意见，最主要的理由竟然是“刑法刚修改，现在提出号贩子入刑不严肃”。 我们认为，号贩子猖獗显然不是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不容小视，对于这种事关社会民生的问题，理应引起高层特别是全国两会的重视，代表们的建议恰恰是切中了时弊，点中了医疗黑幕中的死穴。我以为这样的提案值得有关方面重视与回应，必要时可以对刑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如此才是真的关注民生。 某些医生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显然很牵强，与身份不符，也不合时宜。毕竟号贩子的猖獗与医院的“内鬼”有关，如此声嘶力竭地抵制，莫非是动了你的奶酪？建设法制社会，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参与，任何一面之词都必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不然难免会贻笑大方、遭到舆论的抨击。 文/李忠卿3月1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北省代表团召开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分组讨论时，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建议考虑“安乐死”立法。（3月11日荆楚网） 首先，笔者赞同全国人大代表李培根的建议，但是，可以肯定这暂时还属于一个良好的愿望，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立法。因为，按照目前的社会状况，还不具备考虑“安乐死”立法的现实基础。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而后者尽管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也是对剥夺生命的主动。这个“生杀大权”本来只有法律拥有，而“下放”到相关医疗机构，毕竟兹事体大。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下尚且还有“错杀”，那么，在不断提高的医疗水平下，这个“漏洞”可能更大。 这当然已经在假设所有程序正当的情况下，担心对“无法救治”的误判。如果细化到各种具体的情形，“安乐死”既可能成为病人逃避痛苦，为家人减轻负担的“自我牺牲”，也可能成为病人家属逃避责任，不堪经济负担的借口。更可能在涉及纠纷的医疗急救中，因利益的牵扯而放弃最后的努力。 从道理上讲，“安乐死”可以让无法救治的病人死的没有痛苦，死的有尊严。但在对“无法救治”的判定，在不同的医疗条件和资质下，结论不可能是一致的，其中还不包括可能出现的生命奇迹。而病人对生的希望和死的恐惧也并不同。这也使得对病人的“意愿”，缺乏客观的认定标准。换句话说，病人如果对“安乐死”有意愿，其中有没有“水分”，只有在其具备充分的继续治疗的条件下，才能认定这种意愿的真实性。 即使在没有“安乐死”的现实情况下，既存在由于没有经济能力而放弃治疗的现象，也发生过病人丧失意志而自寻短见的悲剧。一旦“安乐死”立法，上述的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堂而皇之寻求这项“法律保护”。最令人担心的是，“安乐死”不是让真正“该死”的死的没有痛苦，死的有尊严，而是让那些只是被医院判了“死刑”，又缺乏等待奇迹出现的经济能力的，或者本人还不想死，在法律允许和家属的劝说下，合法地走向了死亡。 综上所述，“安乐死”这项本身体现人类文明的建议，还缺乏与之密切相关的现实条件。首先，必须具备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对生命的认识和纯粹的敬畏，而不是受制于物质条件对病魔的妥协；其次，要建立不亚于司法机关的统一医疗鉴定部门，对“无法救治的病人”作出权威的可靠的认证；再则，必须对实施“安乐死”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以防变相的自杀或谋害。 而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在看病难、看病贵，以及贫富二级分化的社会现实下，因客观原因而不想继续治疗的重病患者也不是极少数，在生活压力下的“久病无孝子”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安乐死”无疑成为这些人想“脱离苦海”的法律依据。因此，别把“安乐死”想简单了。以钻法律空子满足一己私利的不良现象并不少见，如果有人钻“安乐死”的法律空子，损害的就是无法挽回的生命。 文/知风2003年7月，媒体一篇《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激起千层浪，让“陆步轩”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引起社会“就业观念、人才标准、社会分配”的大讨论。2013年4月，陆步轩登上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自称“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激起了更大的争议。陆步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有一阵子，他很躲避媒体。其间，误解甚至伤害时有发生，他为此沉默了许久。那么，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如今，他又在做什么呢？随着新书《北大“屠夫”》的出版，记者专访了陆步轩。（3月11日《广州日报》） 北大才子陆步轩卖肉之所以走红，原因不外乎卖肉这个行业的“低矮挫”碰上了北大招牌的“高大上”，一下子激起了公众惊叹的涟漪，毕竟北大的招牌太过于响亮，是众多莘莘学子为之向往却又难以迈进的学府圣地。多少年来，无数学子为考进北大而争得头破血流，家长也是以孩子考进北大为荣，鲜有家长主张自己的孩子去卖肉，虽然卖肉是门技术活，但纵是有一万种技巧在其中，“高大上”傍上“矮穷矬”的印象也难以去除，这是由北大一百多年的成绩与名声堆积起来的。 不过，在笔者看来，北大才子毕业后卖肉，无可厚非，主要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对于“北大”这个耀眼光环的认识，以及对以后人生的规划，若当事人觉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公众献上的也应是掌声，而不是质疑声。也不要觉得，北大出来的是高材生，就应该上高大上的岗位，那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偏见。殊不知，学历只代表你读书的能力，而不代表你工作的能力。 现在，陆步轩对自己的人生甚至是职业规划已经非常清晰，也按照这些规划走了过来，那么此时此刻，公众迫切需要做的不是继续“围观”陆步轩身后的“北大”招牌，而是应学会观察他现在通过卖肉取得一些成就，诸如成功创业励志故事、开设屠夫学校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陆步轩没有以进入北大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以毕业后干起卖肉行当而生悲，可见他是对自己的人生有清醒认识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北大”的耀眼光环冲昏。 可能没有北大的“光环”，陆步轩卖肉很难出名，但他现在的成就难道还不能令人称赞吗？83版《射雕英雄传》中，大牌云集，周星驰在其中不过是宋兵甲，路人甲，可如今，昔日明星黯然失色，周星驰却成喜剧之王，星爷还把自己的龙套生涯，拍成那部鼎鼎有名的电影《喜剧之王》,记录自己的“人肉背景板”岁月。所以，不要将目光停留在以前的那些看似光芒耀眼的东西上，如今的成就才能说明一切。 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现任北大校长林建华论北大当代使命也提出：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可见，北大的思想不固封，一直秉承创新理念。那么，公众思想何必陈旧迂腐，停留在“北大毕业生不能卖猪肉”上，引发“卖猪肉，读书还有何用”的教育“拷问”。那么，北大的读书经历真的对陈步轩卖肉无帮助吗，答案是否定的，陈步轩的“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北大的培养，而且现在陈步轩对北大心存感激，说明在北大的读书经历，学到的知识是有用的。 陆步轩曾经谈到，卖猪肉给北大丢了脸，其实丢脸的不是陆步轩，真正应该感到丢脸的是我们一些错误的成才观念、教育理念和职业歧视。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还是时时能感受到“三六九等”分割线的存在，似乎当官、当白领显得更高贵富有，卖体力、卖猪肉的显得更低微贫穷。这样的职业歧视和收入分配不公，本就是我们应该摒弃的社会糟粕。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似乎进了北大，毕业后当官、公务员、科学家、学者才符合“常规”，才够体面，才算是混得好。殊不知，通过个人努力取得非凡成就，才是最“长脸”的人。 北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学者、专家等皆有之，那么我们的“肚量”中，为何容不下一个“猪肉哥”的存在？以前的成就只代表过去，北大学习已成为传说，现在陆步轩取得的成就完全能盖住北大曾经的过往，那么北大“屠夫”背后的“北大”招牌就是时候撤掉了，因为那是一种错误的人文“消费”。 文/吴效伟不诚信或严重违反行规的保姆将被禁用。记者昨天从沪联百家家政联盟信息平台获悉，该信息平台已经启用“保姆黑名单”，3名保姆因为违反平台制定的相关规定而被列入“黑名单”。据平台发起人夏君介绍，列入“黑名单”意味着今后信息平台的成员单位将禁止雇佣这些保姆。据悉，这是本市家政市场首次启用“保姆黑名单”。（3月11日《新闻晨报》） 如果能有一个“保姆黑名单”当然很好，这样既可以对不诚信和作假的保姆起到约束作用，同时也能够很好地净化保姆市场，但问题是，沪联百家家政联盟信息平台启用的“保姆黑名单”是否公平公正值得拷问？如果说“保姆黑名单”只是由家政公司说了算，那么保姆的话语权又在哪里？其公平性更值得怀疑。 因为在一些是非不清的问题上，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拿保姆临时顶岗来说，即使不同的家政公司之间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通过教育和适当处罚就可以达到目的，有的则认为不严厉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因此，这种没有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就不可能取得普遍的社会认同。 从另一个角度讲，“保姆黑名单”只是家政公司之间达成的共识，这样的“黑名单”家政公司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而保姆没有一点话语权，其公平性肯定大打折扣。用如此标准要求保姆是典型的私设家法，难免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 “保姆黑名单”可以有，但前提是要保证其公平公正，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保姆黑名单”肯定会误伤无辜，甚至沦为某些家政公司压榨保姆的手段。家政公司联盟私设“保姆黑名单”得先问保姆同意吗？像这种没有公平保障的“黑名单”必须禁止，否则就是在制造新的社会不公。 文/郭双年这几天，一个名叫AlphaGo的机器“狗”成功刷屏网络，再次引发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激烈讨论。 AlphaGo是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被网友戏称为“阿尔法狗”，它与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人机大战”，吸引了全球网友围观。不过，李世石前两战皆墨。世界围棋冠军连续被机器挑落马下，这注定要写入围棋界的历史、科学界的历史、甚至人类历史。 尽管有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就算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但它赢不了我”的自信，有“人工智能要替代人类还差得远”的乐观，但依然挡不住一大波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人脑连续两次输给了电脑，“智能机器是人类制作的最后一个机器”的技术悲观论调再次甚嚣尘上。 难道机器“奴役”人类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当然还没有！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都是由人类发明、用来帮助人类的工具，正如谷歌董事长埃里克在赛前发布会上所说：无论AlphaGo输赢，都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正是人类的努力才让人工智能有了现在的突破。 的确，人工智能是“人的延伸”，即使某方面能力远超人类，依然是人类操控的工具。而人工智能的持续进步，也大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类被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所“奴役”真的是杞人忧天吗？ 如果你说这样的现象绝对不可能发生，那显然是对现状过于乐观了。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曾经就提出过警告，打造智能“助手”或许会重蹈古罗马人的覆辙，古罗马人让他们的希腊奴隶替自己思考，结果主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毫不夸张，类似的情景正在现实生活中悄然发生着，长期使用智能工具使人们患上了严重的“依存症”。就拿现在的越来越普遍的“低头族”现象来说，手机、IPad等移动智能媒介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移动智能媒介，过度沉湎于“屏幕”不能自拔，个人行动参考和价值取向都要去向“屏幕”寻求依据，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人们的惰性，蚕食着人们主动思考的能力，甚至造成了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美国科幻电影《她》中的桥段，男主角接触到一款先进的智能系统，随着与之交流、对话，竟渐渐地爱上了电脑操作系统里沙哑的女声，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患得患失，愈发与外界隔离。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忧虑，比日常智能工具高出N个等量级的人工智能，是否会让我们产生更加强烈的依赖性，以至于患上更严重的“依赖综合征”：思维惰性、沉醉虚拟世界、无所事事…… 如此说来，或许，对“阿尔法狗”的强势崛起保持一定的忧虑是件好事，最起码可以让我们有所反思：怎样才能避免过度依赖机器无法自拔，最终沦为机器的“奴隶”。 文/陆晨3月4日中午，福建省建瓯市徐墩镇一名15岁的男孩刘某坠楼身亡。此前，刘某曾被怀疑在镇上的欣欣超市偷了一袋价值7.5元的饼干，受到超市教育，并当场写下保证书。随后，超市老板与刘某一同到其暂住地，核实身份后离开，欲通知其父母管教刘某。不久就发生了上述一幕。（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15岁，正是不知有忧的花季，但这位男孩却选择让生命定格于此，委实令人悲伤。或许，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在超市“偷窃”的、价值7.5元一包的巧克力饼干。而就在去年12月28日，也是中午，也在超市，也是因为“偷窃”了一些巧克力食品，比这位男孩更小、仅只有13岁的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女孩赵静，被闻讯赶来的母亲当众狂扇耳光后，随即从一栋24层高楼的窗户坠下身亡。 虽说处于懵懵懂懂的年纪，但竟然以命相搏，可见那根“稻草”的分量实在不轻：男孩在买“话梅”的同时，看中了一包“巧克力饼干”，或许他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又不舍其中任何一样，于是做出了在他看来是“私拿”、而被成人视作“偷窃”的举止，就如在家中未经妈妈允许私拿东西一般。或许，这件事的后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不但被训诫，写保证，还要通知家长。更要命的是，一个在他看来不经意的过错，将让他从此贴上“偷窃”的标签。等待他的，或是父母的责打、邻居的白眼以及同学们的异样眼光。一个小男孩稚嫩的内心，又何以能承受如此的重负？于是，便有了这令人心碎的一跳。 当然，笔者无意为类似不良行为辩解：就算是孩子，在超市取拿物品而不到收银台结帐，即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何况，从小看大，对孩子品行中的“瑕疵”更不能掉以轻心。不过，即便是触犯刑律的未成年人，通常也以感化为主，何况是偶有偷窃行为的孩子？试想，若果真属劣迹斑斑的“小偷”，哪有一次被抓现行就跳楼的道理？虽然小男孩以及小女孩之死，与超市的训诫及父母的责打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但无疑都在客观上充当了“死神”的“帮手”。 同样是对待有“偷窃”行为的孩子，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至今让人感动不已：多年前，一个小学班刚刚收齐、还摆放在讲台上的“主题活动”班费，在公开清点时发现少了10元钱，显然是被某位同学私拿了。但班主任却并未采取任何清查措施，仅在问有无同学捡到这10元钱后，别出心裁地让同学们每人给老师写一封信，并且不用署名。显然，这位睿智且不失爱心的班主任，意在给这位孩子一个既保留自尊、又能改正错误的机会。结果正如所料，那位私拿钱的小女孩不但在包裹得紧紧的信纸中承认了错误，还回了这10元钱，还另拿自己的10元“压岁钱”作为补偿。后来，这位知错即改的小女孩成了班级的纪律委员。而正是这位班主任的一个小小善举，成就了小女孩的未来。 当然，勿需以老师的榜样来苛求超市老板或者家长，但对于这两名“跳楼”的孩子来说，若在发现其“偷窃”之初，存有老师这样的善念，或许他们的命运即可改写：譬如，超市能否不在公共场所对其责难，即便在办公室里，也要尽量避免使用“偷窃”的字眼，而代以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改过。似上述这位超市老板，对小男孩教育放行后还要追到其住地、让事情公开化的做法，似为一棒子打死，实在不妥。再如，那位小女孩的母亲，若不是一来就狂扇耳光，而是许以母爱的春风化雨，或许小女孩也用不着寻短见了。 不过，极端的责骂乃至羞辱自是不妥，但相应的教育却是必不可少的。而说句不客气的话，孩子的很多不良行为，其实都源于家长的言传身教：如事后围攻、打砸超市的小男孩家属，倘己不正，又何能调教出品行端正的孩子？同理，那位小女孩的母亲，其暴怒的性格若不克制，也难以成为孩子的楷模。 孩子总是脆弱的，因而他们的天空中，虽有时难免也会阴云密布，但更多的应是阳光、彩霞和雨露。而后者在他们一生中尤为重要：一位小男孩的母亲，被告知孩子偷拿了邻居的钱。而她在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及听了孩子的述说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可以赔你们的钱，但我相信我的孩子没有拿。果然，第二天邻居的钱找到了，并登门致歉。后来，长大后的小男孩忆及此事，总是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笔者想，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的超市或者其他场所的人们，对于那些偶有过错的孩子，都能具有那位班主任及这位母亲般的大爱及胸怀，而不是动辄就给孩子贴上“偷窃”的标签，那么，似孩子“跳楼”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么？ 文/徐甫祥3月1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留守儿童是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群体，目前有约6000万，义务教育阶段有2400多万。今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门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他说：首先，在安全上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营养餐供给、交通安全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第二，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要鼓励他们独立、自立的精神，制止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另外还要确保他们能够通过电话和视频和远在他乡的父母进行交流；第三，教育部门还应该做到学校要保持和家长的沟通和合作。（3月9日中国网） 袁部长把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国家城镇化进程，这是打错了板子，找错了病根。找错了病根，就会开错药方。开错药方，就治不了病。如果留守儿童问题是因为城镇化，那么国家推动城镇化岂不是错误的。实际上，城镇化是人类发展规律，城镇化也不必然带来留守儿童。 既然留守儿童问题不是城镇化带来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准确地说，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户籍制度不适应城镇化进程的需要造成的。因此，要从解决户籍制度上找解决留守儿童的办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但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更有刑法条文规定，农民私自进城者就是“流窜犯”，要受到刑事处罚。农村与城市被人为地隔离开来，有一段时间，中国曾经逆城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农村人。农村人要想成为城市人，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当兵提干，考大学，顶替在城里工作的父亲，没有其他路可走。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给农民进城务工开辟了一条通道，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目前的繁荣，亿万进城打工农民功不可没，国家现在也承认这一点。但由于没有与城镇化相配套的制度改革，造成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干的是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等工人的工作，但却很难得到工人身份，被称为打工者，农民工，无论他们在城里干了多少年，总成不了市民，也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其根源就是户籍制度改革落后于中国发展进程，落后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此，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建立现代人口登记制度，实现政府以服务为主的人口管控。 可以说，建立现代人口登记制度，即以更好地服务于全体国民，进一步解放人这个唯一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将会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杜绝进城务工者把创造的财富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允许国民在国内自由流动，户随人走，孩子随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随子女走，这都应该成为国民的自由选择权。只要恢复迁徙自由，留守儿童问题就迎刃而解。在没有在制度上解决户随人走，孩子随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随子女走的情况下，所有解决留守儿童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 人口自由流动，既符合人类发展规律，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国家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还为建立现代人口管理制度开辟了道路。人口是资源，因此人口如何流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如何保障人口的自由流动，以便更好地保障市场对人口的配置作用。 文/万庆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食者，味道、营养是也。前维生存，后定成长。 味道营养两全，物质食粮不算罕见，精神食粮则凤毛麟角。近期《美人鱼》打破华语片几乎所有票房纪录，被认为超越了让人傻笑愚乐、为笑而笑的喜剧电影传统窠臼，而是笑后激活了观众的环保自觉。“全国优秀诗歌奖”作品《重量》，乃诗人韩瀚歌吟张志新烈士的泣血之作。全诗仅五行二十七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尽管当时同题材作品多如牛毛，而唯此让我一读难忘掩卷长思。不仅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而且源源不断为我精神补钙，成为我日后“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前行动力。 多半时候，味道营养俱佳只是美好梦想，是绝难臻达的罕至高地。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通常悖论是，好味道往往坏营养。油盐糖能烹出好味道，也埋藏“三高”风险；碳酸饮料很爽口，过饮则贻害无穷；油炸腌制虽可口，却是癌症潜在诱因；罂粟壳能让味蕾销魂，终究只是吸毒。同样，坏味道也可能好营养。苦瓜虽味苦，却是降“三高”的食疗上品。对未富先奢的“富贵病”一族，能把苦瓜吃出甜味来，或已抵近苦尽甘来。 面对味道与营养“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乏有人在抉择取向上失之偏颇。司空见惯的是，要味道不要营养。针对当下影视剧戏说恶搞名著成风的异象，六小龄童痛心疾首：“一些影视剧中，人妖不分，是非颠倒，孙悟空和白骨精发生了情感，谈起了恋爱，这让人匪夷所思。” 不知滥觞于何时，张贴“心灵鸡汤”狗皮膏药的书籍文章，像牛皮癣一样在公共空间传染发作。所谓“心灵鸡汤”，就是藉以大众化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文本，煞有介事烹调出来的“充满知识、智慧和感情的话语”，差强人意地传递“柔软、温暖，满满的正能量”。究其实质，不过是藉以矫情软语哗众取宠，向受众注射功利市侩、精致利己的精神吗啡。就像味全味精的广告语：“只要一点点，清水变鸡汤。” 见怪不怪的是，要营养不要味道。一些所谓主旋律作品，简单粗暴地将宣传教化与艺术品味撕裂肢解，用意图伦理强奸艺术规律，硬生生地把艺术变成宣传，将熏陶变成说教。黄宏在谈及主旋律电影时曾表示，如今很多影视作品都要改变文风。“尤其是主旋律作品，我觉得必须防止说空话、套话、大话，如果能从艺术本体、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来操作，展现英雄崇高的一面，这样主旋律作品才能真正得到弘扬。” 无论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抑或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论，其实质指向并无二致，都是开悟文章“营养”重于“味道”的道理。鲁迅，不仅是中国跻身“世界十大文学巨匠”的“独行侠”，也是“鲁郭茅巴老曹”坐“头把交椅”的文坛老大。奠定其不可撼动地位的恰恰是，被文学官僚们视为“婢女”“黑户”的杂文，而不是其他什么“正宗”文学品种；让杂文东方不败傲视同侪的，也恰恰是“写什么”的营养，而不是“怎么写”的味道。如果说“好味道”众口难调，难以强求一律；让“好营养”成为最大公约数，则非但应然，而且可能。 裴多菲25岁那年，领导布达佩斯武装起义，后演变为伟大爱国战争。在与沙皇军队协助的奥国统治者战斗中，他以诗歌为武器，手持战刀和羽毛笔驰骋疆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牺牲后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不朽经典《自由与爱情》，庶几在中国家喻户晓。有趣的是，其译文有殷夫、孙用、兴万生三个版本，以殷译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最为流行。虽然译味各异，但其“自由高于一切”的启蒙价值，已足以令读者对味道忽略不计。 周敦颐在《通书·文辞》里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意谓文章乃道之载体，就好比车是人的载体一样。设若车不载人，车轮扶手装饰得再好也是白搭。说到底，文艺形式不过是传播真理道义的手段和工具。对精神食粮而言，假如非要我在营养与味道之间取舍，我宁愿选择前者，而非相反。活用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大抵便是：“味道诚可贵，营养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文/陈庆贵全国两会上，屠哟哟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热议。然而，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指出，当前科研部门申请资金之难。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与国外同行同时研究，然而，由于经费审批过于繁琐，以至于日本专家获得突破最终获得诺家，而中国专家还在忙着找经费，耽误了研究进程。（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诺贝尔获得者屠哟哟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但这也与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的审批层次繁杂、经费报批效率低下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何更好地推进重大基础研究工作，从宏观政策到具体措施，以及由此该从何处着手谋求破解之道。 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基础研究涉及内容复杂，进程缓慢，使用需要巨额资金，见效慢等诸多特点，导致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够、效率不高，难以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匹配，难以支撑起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特别是国家对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 就像张新民所举的例子，在一些领域，国内专家的研究方向，与日本专家研究方向相同，但是由于国内在审批程序、经费使用等方面较为繁杂，导致国内专家找经费耽误了科研的情况。而日本方面在各个环节中高效落实，最终取得了突破，并获得了诺奖。同样起步，结果却不同，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一句话叫做“起大早赶晚集”，国内的基础研究，恰恰存在着这种弊端。当专家学者已经为新领域准备进行研究时，经费问题，一如无形的绳子一样，牵绊着他们前进的步伐。当道道关口打开，经费发放下来，曾在同条起跑线上的竞争者已经冲过了终点，或者最少取得了阶段成果，对于国内基础科学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推进科技创新，推进基础性研究取得若干重大突破，已经写入国家战略，但是，在具体落实当中，仍然存在的道道关口，着实阻滞了科研专家们研究探索的步伐。不管是最近在国际上引起热议的引力波项目，还是中微子振荡项目，都存在着经费审批慢、投入不足等短板。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加速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保障国家科研水平赶上甚至超过国外同行的重要因素。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之困，除了面临审批冗长的尴尬，还面临着参与行政活动过多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表示，他们过半数时间，不是在参加会议，就是在去往参加会议的道路上。正因为如此，不管是经费审批冗长，还是行政活动过多，都影响着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的进程。 破解基础科学研究“起大早赶晚集”的被动局面，首先要改革科研经费申请使用的程序，让科研经费能够既灵活又有效，既推进当前急需的科研项目，也能在基础科学领域，有足够的投入。 当然，在推动科学研究方面，是否设置诺贝尔战略，只是一个名目上的问题。只要捋顺体制机制，完全没有必要设立什么所谓的新战略。基础科学研究，不是为某个奖项所推进的，而是真正为了科研取得实效，促进发展，造福民众。打破观念的樊篱，捋顺体制的障碍，真正调动起科学家的积极性，基础科研“起大早赶晚集”的局面就能有效避免，也就不愁重大科研不断取得新进展。 文/张立提交人大会议审查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专辟一个篇章“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内容长达五页多。这是中国的五年规划首次以如此高规格筹划互联网发展。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概念的网络经济方兴未艾，在新的国家战略规划支持下，可窥见中国未来互联网经济巨大商机的端倪。
T8 E驱混动系统——纯电续航里程41公里、综合油耗2.6升/100公里
从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中华新推出的车型H3搭载一台代号为BM15TB的1.5升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在传动方面将采用5速自动变速箱。中华H3车型出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公示信息中，说明新车有望在不久后正式进入市场销售。
2015年，通用汽车及合资企业全年在华零售销量共达3,612,635辆，同比增长5.2%。通用今年1月延续了去年的增长势头。其中别克品牌1月在华销量达到138,907辆，同比增长39%。凯迪拉克品牌1月销量同比增长16%，连续第6个月实现销量两位数增长。通用1月销量大增，宝骏品牌功不可没。在560和730这两款产品的推动下，宝骏品牌1月销量达到78,367辆。（网通社 2016年2月18日 北京报道）标致品牌目前已向中国市场推出了3款SUV车型，其中2008与3008由东风标致实现了在华本土化生产；另外，产品定位略高于3008的4008仍以进口形式引入。标致2008投放市场已有近3年的时间，即将进行中期改款。近日，网通社从标致品牌官方了解到，新款2008将在3月1日开幕的日内瓦国际车展进行全球首次亮相。投入市场之后，标致新款2008预计将于年内在华实现投产。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源于PSA集团的1.2T三缸发动机，与现款国产1.6升车型相比，综合油耗大幅下降35%。
六位哥哥各有“撩娃”绝技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3月10日中午，六位“暖宝宝”一现身小学校园，就自带热力给这里来了一个大升温。黄渤、孙红雷、黄磊、罗志祥、王迅、张艺兴一起，不但为孩子们分发饭菜，陪孩子们共进午餐，更和大家在操场上一起大玩游戏互动，还把亲自准备的“成长大礼包”分发给小朋友们，最后还和孩子们一起合照，为他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于宝马集团而言，包括手势控制、智能钥匙以及碳纤维车身在旗下产品正在逐步普及，可以说宝马一直在科技创新方面，扮演着领先者的角色。同时，宝马集团所公布的“下个100年”展望和战略也确定科技和数字化将成为未来集团乃至整个人类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发展方向。
从官方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出，相比普通版的Huracan 610-4，兰博基尼Huracan Avio车型的外观设计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融入了自己的设计元素。新车采用了蓝色和白色的赛车涂装，进气格栅下方的保险杠也同样运用了雾银色涂装，并且还将提供Verde Turbine、 Grigio Vulcano,、Grigio Nibbio、Blu Grifo四种车漆颜色搭配选择，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门板上的“L63”标识代表了兰博基尼公司于1963年成立。车身侧面造型流畅，车尾微微翘起的扰流板则带给了新车更强的运动感与时尚感。然而在尾部方面，新车的造型与兰博基尼Huracan 610-4基本保持一致。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一款排量为2.5升的五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274千瓦，峰值扭矩为465牛米，匹配7速Stronic自动变速箱，标配quattro四驱配置，百公里加速用时4.4秒，最高时速可达27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