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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
作者:王燕生 文章来源:顾城之城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2-14 13:56:58 | 【字体:

  两本书:《英儿》和《魂断激流岛》。
  两个人:顾城和李英。
  他们各自说着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点发生的相同又不很相同的故事。
  我像隔在一条滔滔大江的此岸,目光可以抵达,但走不进那个故事,走不进属于他俩的世界。
  回过头来,我走进内心,走进昨天。走进与顾城和李英相识的日子……

关于顾城

  我不知道顾城的灵魂是否已经安歇。他的荣辱、他的幸福与痛苦,是否已经有了寓所。对他的谴责或惋惜,他也永远不会表示赞同或表示一个“不”字了。
  像他活着的时候留给人间很多一佯,他的死也还会活在人们的口头和历史记载里。生命的消失,并不等于终结。
  1979年1月,诗刊社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座谈会。它预示着诗歌春天的到来。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提出每省都可以有自已的诗歌刊物的设想。王震还专门举办电影招待会,款待各地来的诗人。临闭幕,墙上贴出一张建议设立“中国诗歌节”的呼吁书。签名者中有顾工、顾城父子俩的名字,虽然他们都不是会议代表。当时,顾城的名字在“民间”正悄悄流传,像这样在“全国”亮相,大慨是第一次。同年《诗刊》11月号第—次把“顾城”变成铅字,发表了他的《歌乐山诗组》,较舒婷的《致橡树》在同一刊物晚七个月。
  个头不高,略显宽厚,一双大眼睛、一颗大脑袋,这是顾城1980年7月参加第—届“青春诗会”时留给我的印象。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那个带点腼腆的大孩子。他们象是农村包围城市,姐姐叫“乡”,他叫“城”。也许是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一个,至少母亲对他是溺爱的。他和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四人没有住在会上,每天早来晚归。好几次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反复叮咛照顾顾城,就像怕一个儿童会在人群中迷失一样。1981年,顾城申请加入作协北京分会时,又是这位慈母给我打电话,让我向有关方面推介推介。这份沉重的母爱,不知顾城是怎样承受的。
  话不很多,却不乏幽默,甚至突发的一些奇思异想让人一时回不过神来。那是些带着童话色彩、不沾人间烟火的妙语。他随父发配到海滩养猪的时候,由于孤独、贫困和人间仇恨带来的极大压抑,使他在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慰藉,在那里营造自己的天堂。他可以和蚂蚁对话,他觉得一只瓢虫背上的斑纹、色彩和图案,比国徽要美丽动人得多。
  这届青春诗会发了他的《小诗六首》。后来,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不无忿忿地对我说:顾城的《弧线》是什么东西!鸟儿风中急转弯是弧线,小孩拣硬币是弧线,那么,小孩撤尿还是弧线呢!我对他说:第一,在顾城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弧线》,何况,至少“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不是很有些意味么?第二,顾城至少没有写小孩撒尿。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来对“朦胧诗”为什么会展开那么长的,而且是永无统一结论的争论了。褒也罢,贬也罢,“朦胧诗”的的确确吹皱了一池诗水,诗歌观念急遽转变,致使中国诗歌出现新的局面,均以此为契机。作为“朦胧诗”主将之一,顾城的诗已超出其自身的含义。
  有一个问题大概是顾城创下的“中国之最”。刚出道时不说,到1984年、1985年,他已声名鹊起,却还是给许许多多小报小刊投稿,包括那些县级内部刊物。有的稿酬仅三元两元,甚至几角。不少人对此大惑不解。我是见过他小本本上的“联络图”的,都是些报刊名称、地址。他几乎没停过工作,他要吃饭。
  他还做出过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了名了,各地请他参加诗歌活动或讲课的多了。人家邀请的是他,可他几乎都是与谢烨比翼齐飞。有一次贵州某地开诗会,他们真地飞去,机票、食宿,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那些经费紧张的难免不捏—把汗。而顾城的人生辞典中恐怕根本没有这些辞条。这也是这位童话诗人天真可爱之处。
  很长一段时间,他给我寄稿,与谢烨结婚前后,总是附上谢烨的一些诗。我信中对他说,这么多年了,你也该长大一些了,不能老在童年的梦中。我对他说,他的诗有些小家子气,缺少那种拥抱历史和世界的开阔和穿透生命的力度。不知我的话是否伤害了他、恼怒了他。至于谢烨的待,至少在寄给我的那个时候,写得简直和顾城一模一样。我认为,中国只能有—个顾城才能成其为顾城。我平时轻蔑那种“小上海”、“张蓉芳第二”之类的赞誉。好象永远不允许独具个性的奇迹、高峰出现一样。因此,我没有选留谢烨的诗,只是期待她从顾城的光辉中走出来。这点,还望她在天之灵多多原谅。
  是1983年,还是1984年呢?顾城给我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王老师:
  您好,我终于积极了,找到了光明,于是朦胧化为了彩虹,在祖国美丽的天空中,美丽着。
  尽管如此,我还是信心不太足,您有信心么?给我一点吧。
  呵,我在好几个地方(刊物)看见您了,是朦胧嫌疑犯。
  您别生气,这次还寄上我小朋友一诗。双倍的尊敬。
  祝您发福、发表、发家。

留级生 顾城8.31”

  在信笺上头还附了一句话:
  “附上一本自己打印的小本本,是二集,一集印坏了。请您指教,也可以摘发呀。”
  我要说的,是青春诗会的青年诗人都称我为“班主任”。他自谦“留级生”,指的就是这个“级”。其实,顾城那一级中,何曾有留级生?54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我心灵的上空发着自己的光芒!
  顾城走了。他赠我的礼物——一个腊制的小人仍珍藏在我的橱框里。那是一个穿红袍、戴红帽的白胡子圣诞老人。它象征着吉祥。它会把这件礼物送给居住在两个世界的我们吗?

关于“英儿”

  假如顾城不是选择了那种死亡方式,《英儿》一书也许不会引来那么多关注,“英儿”其人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谜一样的人物了。有了这本书及后来《文汇报》上麦琪和刘湛秋的亮相,和新近《魂断激流岛》的出版,“英儿”——“麦琪”——李英,才被局外人串在—起。
  不论有意还是无心,人总要扮演一些角色,成为这个或那个故事的主人公。不含任何贬意地说,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用”这个世界,并从各自位置的角度,试图去塑造已非完全客观的世界。
  李英出现在虎坊路甲5号1单元3楼的时候,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那时她已写诗,但还没有发出足够的光芒在星光璀璨的诗空显现出来。后来,她写了许多诗,出了诗集《天边梦边》,很轻灵、柔曼,有雾一样的梦境。不过,她没有象刘湛秋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麦琪参加过青春诗会”。不,她没有参加过。最足以信赖的忘记,也会给人开个小小的玩笑。
  清秀、文静,象个刚出校门的女生。能由一张小报调入被人称作“皇家刊物”的《诗刊》,多少会有传闻。我可起誓,至少在我周围同事中没有议论花边新闻的兴趣,大家活得都挺累的。不象我调诗刊那时,有人并非善意地说:哼!一个商业部门小小的科长,凭什么调进来了?
  作为作品编辑室副主任,领导安排我带她。“带”,无非向她介绍诗坛活跃的诗人,知名但暂时沉寂的诗人,有来势而无名气的作者,这都是一个编辑应心中有数的。另外,就是选稿的标准、大致程序和注意事项。她则把看过的稿交我复审一遍。诗这个东西挺怪,你常常只能感觉它,要说,哪怕极认真地说,结果往往是只说到皮毛。很快,我发现她感觉不错,具有当好编辑的审美鉴赏能力,不久就放“单飞”了。
  同一间办公室共事的三年中,我们出过两次差。刚到诗刊不久的那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到渤海油田出席石油战线的评奖、发奖大会。出发那个早上,是她弟弟——一个比她高出大半个头的瘦削青年用自行车把她带到集合地点的。会上,不少朋友问我身边这位挺俊气的姑娘是谁。我说刚调来的李英。“李瑛?”他们睁大的眼睛在问我。我笑了:英雄的“英”,“小李英”。为了区别于那个大大有名的李瑛,我们都称她“小李英”。”英儿”的称谓,想必是顾城的发明和专利吧!
  第二次是1988年初夏。诗刊组团去广西北海访问。有李瑛、谢冕、罗洛、曲有源、张克、杨克等人。我们去了刘湛秋、李英和我。一如既往,此类活动,联络官非我莫属,天生的跑腿命。这次远行,她可以完全松弛下来,一概不用操心受累。我一贯不爱指使别人,凡能干的,必然身体力行,以使被人称作只有将才而无帅才。在我这名“将”下,她可以随同诗人们一起,也可以与刘湛秋散步、游泳、喝咖啡、跳舞。只要乘面包车,最后一排是他俩的专座。如今,他们的恋人关系已不是秘密,可当时谁也视而不见,没当成新闻。
  与李英,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青年诗人马高鸣新婚燕尔,举行酒会,内容丰富,气氛热闹。中外宾客尽兴之后,曲终人散。李英正踌蹰怎么归家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地充当一次司机,让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往我并不熟悉的地方驶去。到了三元立交桥。我弄不清哪里该往她家酒仙桥去。桥上桥下七拐八弯,找到—个汽车站把她丢下。我实在当不了英雄。在此之前,翟永明到北京,同去唐晓渡家喝酒,少说也快夜间十一点了吧,岂至微醺?天又下着中雨。又是我充当保护神,送她返回居住地。转了几次车,到了农展馆附近,天黑雨大,我脱下上衣给翟永明当雨披,但再也不知静安庄在何处。又是把她丢在汽车站旁,自个走了。后来她告沂我,暗暗雨夜中,她找不到归路,犹如坠入世界末日。看来,在女士面前,怎么也不能充当骑士。
  李英出国,是1989年夏季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说是接到参加一个诗歌活动的邀请,而且经过了许多周折。直到她走,她的同事中没有—个人知道与顾城有关。
  1990年8月21日,我收到她从新西兰奇来的信,她是7月5日飞离北京的。信中透露她住的地方,“雾气起来的时候,山谷里美极了”,而且“可以捡好多好看的贝壳以及能吃的牡蛎一类东西”。现在可以得知,这里就是激流岛。信中问:“刘老师不知他近来怎样了?祝他心情好!”难道她在当时当刻并没有同刘湛秋取得联系么?她还说“我现在还没有固定地址。”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并没有准备在那里长住下去?由于没有地址,我至今不能给她回信。
  记得她临行前,我问她会不会因为处境不好而嫁给老外?她很肯定地、好象带着点蔑视神情回答我:不会的!命运啊!现在她嫁给了“像父亲一样”的约翰。我以及世人还能说些什么?但愿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处境不好”而发生的。

1995年6月21日
北京和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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