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我看了有关“朦胧诗”的评论，有一些想法，希望你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你个人的看法。
　　答：我非常愿意。

　　问：首先你讲讲为什么叫“朦胧诗”，它们比较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答：“朦胧诗”这个名字，很有民族风味，它的出现也是合乎常情的。其实，这个名字诞生的前几年，它所“代表”的那类新诗就诞生了，只不过没有受过正规洗礼罢了。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类新诗时，它已经度过了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叫它什么名字呢？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现代新诗、朦胧诗、古怪诗……后来，争论爆发了，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学名了，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折中，“朦胧诗”也就成了大号。
　　我和一些诗友们，一直就觉得“朦胧诗”的提法本身就朦胧。“朦胧”指什么？按老说法是指一种如同“雾中看花”、“月迷津渡”那样的感觉，按新理论是指诗的象征性、暗示性、幽深的理念、叠加的印象、对潜意识的意识等等；这有一些道理，但如果仅仅指这些，我觉得还是没有抓住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
　　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问：据你说“这类新诗”的特点是“趋向主体真实和倾向主动创造”，“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可是，我却听到一些人说，它们的主要特点是难懂。你对“懂”“不懂”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懂，说得文一点，就是理解。
　　我觉得对于诗和人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由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决定的。这两方面包涵许多内容，主要有像：审美的阶段性、审美的方式（标准）、客观生活的影响、天性以及作者在表现瞬间的成败。
　　先说审美的阶段性。
　　凡是有过一些基本理论学习的人都知道，审美观并不是一个铁铸的度量衡，它是一种随着人类进步，个人成长而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来说，它是一条不断扩展的河流；作为正常的个人来说，它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木。
　　在我热爱小人书的年代，也曾翻到过惠特曼的书，当时我很吃惊，这不是疯子吗？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为什么又印出来了？印的人也疯了？那他妈妈也不管管他？可怕！可怕的东西还不少，鲁迅和屈原也……好在他们都比我大，不归我管，我继续看我的小人书。
　　当然，后来渐渐理解了，从《小溪流的歌》到《长长的流水》，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和小时候不同，是一种被征服的震惊。
　　我去问过我的诗友们，他们也是一样，每个人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审美阶段，都有一个到几个偏爱的作品。这种偏爱是变化的，最后的喜爱对象，总是越来越趋向人类所共同承认的东西。而这些作品（除儿童文学外）并不是在上小学时，就能理解的。
　　这是正常现象。
　　除了审美的阶段不同会造成“不懂”外，不同的审美方式、不同的美学观念也能造成理解上的距离，有些属于正常共存，有些则是“动乱年代”留下的实用主义意识作的怪。这种畸形意识，就是用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衡量，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在“四人帮”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好像文艺只是印得漂亮点的政策说明书，是近乎于起扫盲作用的“多种形式”。诗呢？也变成了给社论装韵脚的竞赛活动。后来，好了些，从“四五”运动起，诗开始说真话，诗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很快，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突破，诗有了某些独立的社会价值，这是令人兴奋的。但一切就到此为止了吗？人，还有另外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的祖先耕种过、收获过，他们收获的果实，已经在人类的太空上，变成了永恒的星星。但在前几年，这些领域却大半长满了荒草。这些领域就是人的心理世界、伟大的自然界，以及还无法明确意识的未知世界。
　　这些领域需要重新开拓、扩展，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必须表现；于是，有了探求者。他们敬慕古代的诗星，却没有重复过去的耕耘方式，因为重复不是艺术劳动。他们带着强烈的创造愿望，表现着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所谓“朦胧诗”正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之一。）
　　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些领域正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在清晰的同时，一些读者朦胧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了用这样一种价值观来要求作品——要求每个作品都对社会问题直接表态。如果不见这样的表态，他们就认为其中空洞无物了。这是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
　　诗的内涵如此之多样，如此之丰富，以至于使人无法用一个限定来概括它。诗的幻想天性决定了它永远要开拓新的领域，建筑新的精神世界。一成不变的诗观念，终会成为历史。
　　除了刚才所讲的观念性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属于个人的东西，它们在诗的共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就是每个人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天性。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诗的具体需要。由于天性是个非常莫测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先绕过它，只讲生活。
　　几百封青年读者给作者们的来信，提出和说明了问题——
　　为什么喜欢所谓“朦胧诗”的大半是青年？
　　为什么许多读书并不很多的青年的心，会通过所谓“朦胧诗”在遥远的两地共振？
　　完全是超现实的直觉吗？不，是由于一代青年的共同遭遇，共同面临的现实，共同的理想追求。
　　当然，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荒地中寻找新路时，迎接你的荆棘将永远多于花朵。生活是这样；在作者学习创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未知的一切和年龄都决定了，他将不断在瞬间失败：绕路、搁浅、触礁，甚至永远沉没，没有任何光荣可言；站在大陆上的人将嘻笑他们，亲人们将痛苦。但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这样的人去献身，因为在这样的人中，终究有一些会沿着同伴用失败探明的航线，去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

　　问：刚才听了你对“懂”“不懂”的分析，好像明白了一些当前对所谓“朦胧诗”的争论。你不同意那种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那么，你对诗、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又是怎样想的呢？
　　答：刚才我说了诗的内涵是多样性的，所以我认为诗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性的。我赞成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政论诗，更喜欢表现灵魂和自然美的有创造性的抒情诗。我以为一切真正美的诗，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玫瑰和剑并不对立，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斗争只该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为目的。从这方面讲，剑为了玫瑰。
　　我们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已经开始懂得：政治不能代替一切，物质也不能代替一切。一个民族要进步，不仅需要电子技术和科学管理，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其中包括建立现代的新型审美意识。美将不再是囚犯或奴隶——它将像日月一样富有光辉；它将升上高空，去驱逐罪恶的阴影；它将通过艺术、诗的窗扇，去照亮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
　　为了下一代比我们更高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洁净的窗子。

1981年12月

◎　此篇刊于1982年第2期《喀什噶尔》时有编者按：去岁末，编者走访了青年诗人顾城，请他回答了一些有关朦胧诗的问题。现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后此篇被多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