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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期的“革命斗争”
作者:顾城 文章来源:《顾城文选·卷二.思忆朦胧》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30 14:15:23 | 【字体:

  七岁前我主要从事的“革命斗争”是不上幼儿园。这斗争又分三个阶段,从观察托儿班到反对幼儿园,到有条件地谈判,事物总是不断地进化。
  在第一阶段,显然我还太小,头脑不清,现在所能记忆的是跟着我的姐姐上八一厂大院里的托儿班。她进托儿班,我也跟进去了。
  托儿班在小礼堂的一侧,有绿光闪闪的大杨树。有大字,写得清楚。台阶上门户大开,里面一片乱,有人翻跟头,有人打飞轮,有人拿着积木或站在痰盂边一起撒尿,总之大乱,弄得我有点糊涂,也有点钦佩。待阿姨走过来分胶泥了,娃娃们就都坐了下来,居然是各有座位的。我还没有挂名,当然没有座位,我坚持站在姐姐的座位边上,赶也不走,一个人站着。每人桌前分了一小块胶泥,捏小猪小狗玩儿,我没有,姐姐便分给我一点儿,我也捏。大家捏完了还摆在桌上展览,绕着桌子参观:有长条的蛇,有胖子,还有小饺子。我自然没有参加展览,那块小胶泥还攥在手里,后来就慢慢地干了。
  由于我的积极参与,“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妈妈给托儿班缴了费,我也有了一个名字,一把小椅子,一团胶泥。但我马上发现形势不妙:每天要去,去了还不能走;并时有孩子推推搡搡。那就上更高级的幼儿园吧,全托幼儿园。我还不待明白怎么回事,就置身于一个小楼的房子里了。灯光昏暗,有人坐在桌上哭,我哭没哭很难说,反正分了苹果、梨,手里紧紧握着,回到家的时候还在台阶上使劲喊:“婆婆,你看我多胖!”

  回到家才忽然觉得气氛可爱。父母的屋子里一片阴凉,可以在沙发上跳;婆婆的屋子里有一股神秘的气味,可以找出些小瓷碗来;我们的屋子里,有木板和积木。我在家里转着,接着就上幼儿园,转着,接着又上幼儿园。我慢慢发现幼儿园里的时间特别长,离家很远有六天。每次刚进去的那天都是最悲惨的,离家最远。我在灯影里睡着,想家,想到半夜也不敢上厕所。三个阿姨在炉子边上打毛衣,聊天,她们说着,说着,我就尿了裤子,最后大起胆子来,还是说了,站起来换。
  接着,我好像升级了,上了正式的中三班,我也进入了五岁。这时忽然民智大开,我看见姐姐站在幼儿园的院子中间转着圈,向四边指着说:“东、西、南、北。”我也就有了点儿地理概念,发现幼儿园离家确实远,要上车开半天,要进城,要先去一个广场,一个学校,放下一些大孩子,再去一个有河的庙门口,这是另一个学校,最后是我们的幼儿园,抵达时一般已是天色昏暗了。上车后就身不由己,等于已经进了幼儿园;于是我的反抗便从上车前开始。
  我先采取了和平请愿的办法,在每个星期日下午,快要上车的两个小时前,就开始哼哼:“不上幼儿园,不要幼儿园。”接着谈判:“晚去一天,在家里多住一晚上。”妈妈在家一般是有点儿希望的,只要退过了上车时间,那个五点钟,就可以混到第二天了。第二天妈妈便须专门送我,一路上可以多呆一会儿。爹在家就不行了,他不理睬我的请愿,大举平叛,把我一推一搡,点着脑袋往车上送。他点一下,我就走一步,等着他又点,我才又走一步。这是一般的情景。我最害怕的是临近车门的时刻,他将我一抱,双脚立即腾空,跟着就被放在车座上了。那时心里真正绝望,有时就不禁大喊起来。
  有一次,我太绝望了竟抓了父亲的眼镜往地上摔,大概是摔坏了,他于是将我放在地上开始打,我坐在地上也真的急了,四面大哭,把毛线帽子拽下来远远地丢开,光着头任他打。这时只听四下骚乱,有妈妈的喊声:“不要打他!”好像我隐隐约约还看见了她喊的样子。经过了这次大的平暴,我和我的父亲都退了步,他再也没打过我,我也再没拽过他的眼镜。

  我依旧回到我的请愿状态,眉目不清地哼哼,来抒发我的反抗情感。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就发明了一句革命口号:必须给我一万块钱和一万斤粮票!这是太高的条件,我知道不可能达到也知道照样要被送进幼儿园,可有一回却让我产生了“成功”的幻觉,将信将疑,且忧且喜,直到幻灭。
  那天,我首先躲过了五点,躲过了那趟去学校又去幼儿园的班车。接着就和父母拉着手去西单或王府井什么地方,红红绿绿的,我记得还在北海划船,灯影漂在水上,大人都说说笑笑,不提上幼儿园的事,我自然也不提,做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四下乱看,有时还说些傻话,供人取笑。直到天全黑了,我们走到一条小街上,灯远远近近,时明时暗,走着走着心里忽然生出某种不祥来就问:“这是哪呵?”没有回答;我又问:“这是哪呵?”没有回答;我又问:“这是哪呵?”--我紧紧抓住爸爸妈妈的手,心里害怕起来,忽然看见幼儿园的大门正在左边,上边灯亮着,我“哇”的哭了,接着坐到地上又被送入铁门……
  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还说,那时候我一直在喊:你必须给我一万斤粮票,一万块钱。

  不上幼儿园,提条件是体面、有风度的方法,比直接拒绝讲理,是我斗争成熟的标志。但也尴尬,因为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我的妈妈,谁喜欢自己,小孩是天然明白的,知道提出要求的高度是和斗争对象喜欢自己的程度成正比的。但毕竟我心里总怕妈妈太为难,有时会生出不忍来,所以所争取的也就成了晚点儿去幼儿园,错过那辆五点的班车而已。他们说如果在路口等班车,就会有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我的手,我的脸就会红,但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真的,要是真的那么有感情的话,我会盼着那辆车来呢。错过那辆车,我可以和妈妈一起坐车进城去,这是很快活的事,可妈妈经常说她累了,还要花钱,我是自私,我心里便不安。想想这还是个公平的交换,这个不安之苦和早去幼儿园之苦基本相等,我不亏不赚。可妈妈当然就全亏了。
  我们送走姐姐进那个有河的寺庙小学,还可以在黄湖边上站一会儿,看芦苇,我还可以对妈妈说:要早点来接我,星期五最好就来。那时候才真正懂得了时间。有时间就可以呆在家里,有时间就可以放心地去西单,去活鱼食堂,喝最鲜的汤,到动物园里走来走去,看小人儿书和装满彩色糖豆的玻璃小汽车。我要时间,我不要玩具;我总是把妈妈从商店里的玩具柜台边拉走,尽量地拉,我害怕花钱,一花钱好像会失去更多的理由,拿人家的手短,我就得放弃可能得到的时间,就要上幼儿园。我只要时间,和妈妈一起走的时间,哪怕只是在街上走,哪怕走得很累,哪怕不吃包金纸的巧克力。那时候只有一个诱惑可以平衡我的绝望,拿走我的时间,就是小人儿书。妈妈坐在北海的一块石头上,给我讲故事。那是另一种时间,能使我置身其中,忘记一切,最后跟着她走进幼儿园,亲亲她,还在想关公或海的女儿的故事。

  我开始看书,开始接受这场和平演变。幼儿园的时间越来越长,冬天要用冷水洗脸,晚上起来偷偷跑进活动室转一圈,早上天蒙蒙亮就把衣服和袜子准备好,等着起床。我学会了认那几个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天”,“一二三四……”看日历。日历上有不同的颜色:黑的、淡青的、绿的...... 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真的有颜色,但星期日对我来说同日历上的颜色一样确实是最鲜艳的,星期五开始有希望,星期六早上最明亮,星期六下午坐上班车,开到有寺庙的小学,姐姐就上车来,给我看她做的纸鸟和油印的奖状;这时,我开始幻想:上学。
  就是这样,我一天天地长大,老师说我六岁了,妈妈问我是上幼儿园大班,还是上小学?我回答说:上学。因此,我没有继续呆在幼儿园里,我的斗争提早地结束了。
  我并不知道,上学,便就是一个新的绝望的开始。母亲爱我又非要我上幼儿园不可的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据说是为了让我从小学会过集体生活。我怎么会知道正是这种集体生活的恐惧使我逃进又逃出,从幼儿园逃进小学,从城里逃到乡下去放了猪,逃进单位,最后又逃得远远的,跑出了国。
  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后的一次反抗,母亲带我进城,我实在不愿意上幼儿园,母亲就带我在城里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一夜(她正在那里开会)。第二天,我依旧僵持着不去幼儿园,这时母亲怒了,天在下雨,她把我撇在街上,大步地走了,走远了,我无法追上,就在绝望中往泥水里一倒,大雨不停地下着,我放声大哭,母亲站住了,我也坐起来,看她迟疑着又要走,我便又往泥里一倒;我们之间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她一走我就一倒,我一倒,她便站住了;最后她还是回来了,满脸都是雨水,我也站起来,紧紧地抱住她。我知道我太没道理了。我跟着母亲走到一个门洞里避雨,我的身上都是泥水,在一级走凹的石台阶上,我站着,拉着母亲的手,我看她穿着灰色的衣服,好看得很;我不再哭了,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色。有人从阴暗的门洞里出来问我们:怎么了?怎么回事?母亲跟他说:“小孩……”
  我惭愧地听着,一些大孩子走过来看,他们都背着书包。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个阴暗宁静的下午,我们就这么站着,站在学校附近的门洞里,等雨停。最后上没上幼儿园我不记得了,只是还记得那个门洞是我日后出入最多的地方,每块砖都认识了,我就是在那儿上的小学。
  后来长大了,不用母亲带着、父亲推着也会走路了,才一次次地知道了时间,知道路是不能随便走的。

1992年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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